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仿古铜镜之乡，以及北京仿古木镜铜镜 *** 与 *** 对应的知识点，文章可能有点长，但是希望大家可以阅读完，增长自己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可以解决了您的问题，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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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铜器的发展历程
最早的青铜器出现于6000年前的古巴比伦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时期雕有狮子形象的大型铜刀是早期青铜器的 *** 。
在中国，距今5000-4000年，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记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
中国的青铜器主要指4000多年前用铜锡合制的青铜器物，简称“铜器”。包括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出现并流行于4000年前直到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
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秦汉时期，随着陶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
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考古资料来看，中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视的原因之一。
青铜器的颜色真正做出来的时候是很漂亮的，是黄金般的土 *** ，因为埋在土里生锈才一点一点变成绿色的。由于青铜器完全是由手工制造所以没有任何两件是一模一样的，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
随着原始社会的发展，鼎由最初的烧煮食物的炊具逐步演变为一种礼器，成为权利与财富的象征。鼎的多少，反映了地位的高低；鼎的轻重，标志着权力的大小。在商周时期，中国的青铜器形成了独特的造型系列：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等。青铜器上布满了饕餮纹，夔纹或人形与兽面结合的纹饰，形成神灵的图纹，反映了人类从原始的愚昧状态向文明的一种过渡。
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 *** 青铜刀是目前已知的我国最古老青铜器，同时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青铜刀。经碳14鉴定距今约5000年。
此刀长12.5厘米，为单范铸成。没有槽及环首等成熟的后世 *** 才有的部件，在 *** 形成史上具有典型的 *** 意义。
夏朝是我国已认定的最早奴隶制王朝，经夏商周断代工程认定，其开始于约公元前2070年（禹传启家天下），灭亡于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鸣条灭夏）。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般被考古学界认定为夏朝都城所在位置。
夏朝青铜器是我国青铜历史上的快速发展时期，偃师二里头遗址青铜铸造作坊面积超过1万平米。二期至四期都有冶炼青铜器的出土，一期青铜铸造遗迹里也有冶炼痕迹。
现已清理出二至四期的铸造工场遗址，其周围遗留不少陶范、坩埚、炉壁、铜渣、木炭,及一些小件铜器、少量大件铜器。青铜器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主要遗物之一,有礼器、工具、兵器等。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
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中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
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商代早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经测定：含铜量在67.01～91.99%之间，含锡量在3.48～13. *** %之间，含铅量在 0.1～24.76%之间，成分不甚稳定。但含铅量较高，使铜液保持良好的流动 *** 能，与商代早期青铜器器壁很薄的工艺要求是相适合的。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 *** 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 *** 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
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如今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
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 *** ，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 *** 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
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
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 *** 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 *** 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
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 *** 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起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之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之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1、商代晚期前段：本期新出现的器类有方彝、觯、觥等。方形器大为发展，几乎所有的酒器都为方形。纹饰方面，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有写实感，主体花纹和地纹明显区分，地纹常为细雷纹，与主体花纹构成强烈对比。主体花纹多采用浮雕手法，风格有 *** 、峻锐两种。铭文多为一二字，为器物所有者的族徽。
器形方面，鼎的变化较大，除通常样式外还出现了分档鼎。方鼎都是槽形长方，柱足粗而偏短。簋仍为无耳，腹变浅，更大腹径上移。觚的造型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大十字架镂孔退化为十字孔，或穿透或不透。扁体爵大减，圆体爵盛行。斝的变化是斝板上始见兽头装饰。三足明显增高。戈出现了带胡带穿。
2、商代晚期后段：器类方面，无肩尊和扁体卣是新出的典型器，始见马衔等车马器。多沿用商代晚期前端的器类。这一期纹饰最为发达，艺术装饰水平达到高峰，以动物和神怪为主体的兽面纹空前发展。纹饰不仅仅施在器身，有些视线不及的底部也装饰花纹。
花纹总体风格森严庄重。这一期出现了记事形式的较长铭文。但最多不过三四十字。铭文铸工精细，内容有族徽、祭祀祖先、赏赐、征伐等。器形方面鼎除柱足外，出现了蹄形足；圆鼎较多，直耳略向外撇。簋更大变化是双耳簋急剧流行觚基本似前段，仍为细长身喇叭口。爵的变化不大，仍为圆体爵，平底爵消失，爵柱后移。斝仍见兽头装饰，继续流行袋足斝，但体较低而宽，柱饰粗壮。戈多有胡，胡上有一二穿。
在西周早期仍然延续商代的青铜器，部分西周青铜器还带有铭文。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冶炼技术仍然在继续发展，但已经不像前朝那样繁琐，而是讲究实用和朴素风格。商朝和西周时期盛行酒器，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大为减少。带钩和铜镜是当时冶炼水平的 *** 物。在楚国的长沙出土了最多数量的铜镜。
而在曾国（今湖北随州）出土的大型曾侯乙编钟以及其他一系列青铜器则是春秋时期高超的冶炼技术的反映。进入秦汉时期，虽然青铜器依然在前期铸造，但是也开始逐渐被早期铁器所取代。铜镜的冶炼工艺沿袭下来，但在材料上也开始出现改变。
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
青铜器主要有工具、兵器、构件、礼器和装饰品等类别。 *** 精美的大型青铜器都是礼器。
食器主要分为蒸饪器、盛食器两种。蒸饪器包括鼎、鬲（lì历）、甗（yǎn眼）等；盛食器包括簋（guǐ轨）、簠（fǔ府）、盨（xǔ许）、敦（duì对）、豆等。其中鼎是最重要的青铜器。
酒器主要分为饮酒器和盛酒器两种。饮酒器包括爵、角、斝（jiǎ甲）、觚（gū姑）、觯（zhì志）和觥（gōng公）等；盛酒器包括尊、卣（yǒu友）、壶、罍（léi雷）、锺和方彝等。
青铜水器主要是在行礼时净手所用，以表示恭敬和虔诚。水器包括盘、盉（hé禾）、匜（yí移）、鉴等。
主要的乐器有铙、钟、鼓、镈、𬭚及钲等。根据钟纽的形制差别，不同的钟有“铙”、“铎”、“镈钟”、“甬钟”、“钮钟”等不同称呼。而编钟是将各种不同的钟按照大小、音阶依次排列而悬挂在钟架上。现存更大的曾侯乙编钟是更好的 *** 。
青铜兵器有戈、矛、戟、钺、剑、铍、箭镞、盾钖等。
当卢、马冠、节约、銮铃、軎辖、毂等。
以黄河流域的河南、陕西为主地带的青铜器出土较早较多，以前被认为是青铜器造诣更高的地方。近年来不断在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等商文化的边缘或者不属于商文化的地区，也发现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部分青铜的造诣甚至超过中原地区。长江流域的青铜器是如何发展的，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调查和研究才能证实。
陕西扶风、岐山周原遗址，西周时期；
湖南长沙宁乡炭河里遗址，商代后期至西周；
湖北随州擂鼓墩墓葬群，春秋时期；
四川成都青白江船棺墓群，春秋至战国时期。
二、有没有青铜器的资料
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片农地 *** 土，因其腹部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朝青铜器的 *** 作，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司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形制雄伟，气势宏大，纹势华丽，工艺高超，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8厘米、重832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 *** 补上），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更大的青铜器。该鼎是商王武丁的儿子为祭祀母亲而铸造的。
鼎为中国古代炊食器。中国鼎文化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 *** ，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而其真正的发展更高峰则出现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尤其是商代以鼎为 *** 的祭祀用容器的 *** ，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在奴隶制鼎盛时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载“铸九鼎，像九州”。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等。青铜鼎的前身是原始社会的陶鼎，本来是日用的饮食容器，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并被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威严的色彩。在古代,鼎是贵族身份的 *** 。典籍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 *** 。此外，鼎也是国家 *** 的象征，《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鼎大多为三足圆形，但也有四足的方鼎。（司母戊鼎便是最负盛名的四足大方鼎）
司母戊鼎是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铸品，原器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此鼎形制雄伟，重达875公斤，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更大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初为乡人私自挖掘，出土后因过大过重不易 *** ，私掘者又将其重新 *** 。司母戊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新中国成立后，于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 *** 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 *** 作。
司母戊鼎的提手文饰同样精美。两只 *** 张开巨口， *** 一个人头，后世演变成“二龙戏珠”的吉祥图案。一般认为，这种艺术表现的是大自然和神的威慑力。现在却有人推测，那个人是主持占卜的贞人，他主动将头伸入 *** 口中，目的是炫耀自己的胆量和法力，使民众臣服于自己的各种命令，完全是可能的：当时的贞人出场时都牵着两头猛兽，在青铜器和甲骨文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案。
此鼎器形庞大浑厚，其腹部铸有“司母戊”3字，亦有人释作“后母戊”，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司母戊鼎的鼎身和鼎足为整体铸成，鼎耳是在鼎身铸好后再装范浇铸的。铸造这样高大的铜器，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千克以上，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经测定，司母戊鼎含铜84.77%、锡11. *** %、铅2.79%，其他0.8%。与古文献记载制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司母戊鼎充分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
世界上更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是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北的农田中，被当地农民吴希增探寻到的。
自从安阳小屯村发现甲骨文之后，质朴的当地农民逐渐意识到殷墟文物的价值，于是积极参加了探寻文物的活动。
1939年3月的一天上午，吴希增在吴培文的田地上用探杆探找文物，当探杆钻到地下十多米深的时候，触及到一个硬物，吴希增将探杆取上来二看，发现坚硬的 *** 卷了刃，上面还留有绿色的铜锈，他意识到探到宝物了。按当地规定，探宝不分地界，但探出宝来，宝物所在地的主人要分得宝物售款的一半。吴希增和吴堵文商定之后，当晚便破土挖宝了。挖掘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到半夜时分，挖下约10米深，宝物被发现了，先挖到的是器物的柱足，接着整个器物显露出来。当时，大方鼎的口朝东北，柱足朝西南，横斜在泥土里，大如马槽，但只有一个鼎耳，另一个鼎耳不知去向，人们在泥土中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估计，它在埋入地下之前，便被击断失落了。
铭文第二天夜里，吴希增组织了四十多人往上提，他们在洞口上搭了一个架子，用两条粗约五厘米的麻绳，刚提了两三米，粗实的绳子突然断裂了。此时，天将放亮，为防别人发现，又将洞口堵了起来。到了第三天夜里，吴希增再次召集村民们开始了提鼎。这次的办法是两根绳子一条拴住鼎耳，一条拴住柱足，一部分人在上面用力拉，一部分人在洞下用杠杆撬起一头并将土填入底部，然后再撬另一头，再用土填起来，用这种办法一点一点地往上抬，终于将这个特大方鼎弄出了地面。
方鼎的出土始终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不久，驻安阳飞机场的日 *** 备队长黑田荣次前来“参观”，后北平古董商萧寅卿也来秘密造访，并表示愿出20万银元购买，但要求村民将鼎砸成四至十块，以便分批装箱运走。村民受20万银元 *** ，真的开始肢解方鼎，先是用钢锯条锯，但由于方鼎的硬度高，没锯动。后来，村民认为把方鼎 *** 了太可惜，还怕万一萧寅卿不要，不完整的方鼎会很难出手，于是村民停止肢解，又将方鼎埋入地下保存了起来。
后来，消息传到日伪宪兵队耳中，宪兵队多次前来搜寻。村民为了防止宝物 *** 本人抢去，便采取了迷惑敌人的办法：将方鼎转移到较远的地方埋藏起来，而在原来埋藏方鼎的地方，埋藏了别的出土文物。日本宪兵找到这一埋藏地点，将这批文物 *** 而去，而方鼎得以保存下来。（砸下的鼎耳亦因为岁月而丢失）。1946年6月被重新掘出，原物先存于县 *** 处。同年十月底，为庆祝 *** *** *** 60寿辰，驻 *** 专车把它运抵南京作寿礼，蒋指示拨交 *** 博物院筹备处保存。
1948年夏，该鼎在南京首次公开展出，蒋亲临参观并在鼎前留影。而 *** 终究因重量问题没有把其运往 *** ，中华人民 *** 国成立后该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转交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今。方鼎那失去的一只鼎耳一直没有找到，专家们仿照鼎上另一只鼎耳将它补铸上去，算是完整了。
吴培文和司母戊鼎2000年，南京博物院技术部申报“泥范铸作司母戊鼎工艺研究”课题，并在2006年7月用仿古代的泥范铸作工艺初步铸成原大司母戊鼎。
为筹备殷墟申请 *** “世遗”评估行动，中国历史博物馆曾在2005年9月下旬把在北京秘藏的原鼎运回安阳殷墟博物馆一同展览近四个月，安阳市在殷墟举行盛大仪式，迎接阔别家乡59年的司母戊鼎在故里展出。当时是万人空巷迎宝鼎，至尊国宝现真容。殷墟在2006年7月13日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当年把原鼎收藏免 *** 军搜掠的42位村民之一的吴培文被增补为安阳市 *** *** 。
提起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 *** 和社稷，鼎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种象征，具有极其崇高的意义。
鼎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在奴隶制鼎盛时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载“铸九鼎，像九州”。）（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
鼎的常见器形为圆腹、两耳、三足、呈盆、盂状，也有少量呈斗状的四足方鼎。一般都较厚重。
人们在尊崇鼎的价值的时候，常常忘记了它本来的用途，其实它是一件炊器，多用于祭祀或典礼时盛煮鱼猪 *** 肉等食物，相当于现在的锅。
司母戊鼎因其腹内壁上有铭文“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王祭祀其母（名戊）的纪念器物。
司母戊鼎是迄今出土的所有鼎中更大最重的，它还有一段传奇的经历。1939年3月，这只鼎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的农田中，因鼎太重太大，移动困难，人们便想锯断大鼎，然后运出，但仅锯一足，便锯不断，于是悄悄地把鼎埋起来。后来消息走漏，日本人来搜索未成，便出价70万圆 *** 收购，当地人们巧妙地送出另外一鼎，算将此鼎留下。
*** 胜利后，1946年6月，大鼎重新掘出，但已失去一耳（后来补上），先存放于安阳县 *** 。同年十月底，当时 *** *** *** 60寿辰，当地驻军将大鼎作为寿礼，用专车运抵南京， *** 指示拨交 *** 博物院筹备处保存，值1948年夏，该鼎首次公开展出， *** 亲临参观并在鼎前留影，可见受重视程度之高。后来， *** *** 曾想将此鼎运往 *** ，终因过于困难，才打消了这一念头，建国后，此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已成为镇馆之宝。
铜尊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时期，是一种饮酒用具。这件四羊方尊是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更大的一件,是国家特级文物.
尊的四肩、腹部及圈足设计成四个大卷角羊，增加了变化，在宁静中突出威严的感觉。方尊的边角及每一面的中心线的合范处都是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同时也用以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感，增强了造型的气势。羊角是事先铸成后配置在羊头的陶范内，再合范浇铸的，因为技艺高明，使全器有浑然一体的感觉。
在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中，有不少器物以其独特的造型而引人注目，四羊方尊便是其中一例。它的造型以动静结合，寓雄奇于秀美之间，可谓巧夺天工。
【注音】：sì yáng fāng zūn
四羊方尊，商朝晚期偏早青铜器。属于礼器，祭祀用品。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更大的方尊，高58.3厘米，重近34.5公斤，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村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现藏于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
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 *** 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此器形体的端庄典雅是无与伦 *** 。此尊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四羊方尊的出土地湖南宁乡，由于从二十世纪三十年 *** 始，出土了大批的青铜器，其出土青铜器被称为"宁乡青铜器群"。四羊方尊便是"宁乡青铜器群"的 *** ，也是宁乡出土最早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绝大多数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特征一致。四羊方尊从造型与铸造特征方面考古学者认为是典型的商代青铜器，但出土地湖南当时是“荒蛮服地”如何会出土如此精美的商代青铜器？一般认为商文化南界到淮河流域。有些专家推测宁乡一带可能是商朝的一个方国；有人怀疑是后来带入湖南地域的，但是此类说法均缺乏相关的证据。
“尊”是一种盛酒器。尊一般为圆形、鼓腹、大口，也有少数方形尊。四羊方尊便是其中一例。“尊”，常与“彝”并称成组的青铜礼器，此类器物主要流行于商周时期，基本造型是侈口、高颈，圆腹或方腹、圈足较高。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尊的铸造盛期。以四羊方尊式的方形尊和觚式尊，共同特点是在器表的合范处多饰有凸起的棱脊，且通身雕满了精密繁缛的云雷纹、兽面纹、蕉叶纹，整个器物给人以雄浑厚重之感。
羊在古代寓意吉祥。四羊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展示了酒礼器中的至尊气象。
类似像四羊方尊这样的商周时期青铜器大多属于国家文物，市场上不许流通。
德如羔羊——四羊方尊的文化解读
湖南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以羊为造型的器物不仅数量较多，而且 *** 几近完美，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著名的四羊方尊。四羊方尊被认为是中国青铜铸造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这件器物被认为是传统泥范法铸制的巅峰之作，由于这件杰作达到的水平令人难以置信，一度被误以为采取了新的铸造工艺。
羊成为青铜重器着力表现的对象，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
首先，羊在祭祀礼仪中的地位仅次于牛，商代国都所在的河南安阳小屯发现大量祭祀坑，最多的就是牛、羊、犬，商王武丁时期的一条有关商王室对武丁祭祀的材料中提到“卜用百犬、百羊”，另一条材料中提到“十五羊”、“五十羊”，可见羊作为祭祀的牺牲用量很大。
羊的个 *** 也使之成为人们喜爱的对象。先秦时期，人们对羊的个 *** 有两个归纳：善良知礼；外柔内刚。羊“跪乳”的习 *** ，被视为善良知礼，甚至被后世演绎为孝敬父母的典范；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 *** ，传说的始祖皋陶敬羊，《诗经•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中国古代一种独角怪兽獬豸也被认为与羊有关，能看出人是否有罪，能分辨是非曲直。因此，后世以独角兽表示法律与公正。
羊最通俗或民间化的象征意义便是“吉祥”，至少从汉 *** 始，羊就与吉祥联系在一起，汉代瓦当、铜镜等铭刻中多见“宜侯王大吉羊（祥）”，吉祥有时直接写成“吉羊”，在这里，羊与祥不仅仅是字的通假，而是羊身上被赋予的上述种种秉 *** 使然。
羊是带角的动物。角是许多民族尤其是原始民族崇拜之物，人类创造的神里许多带角，如中国古代战神蚩尤就是著名的带角的神与祖先。
甲骨文中的羌字，字形即为人头上戴羊角，世界各原始民族习见用羊角、牛角、鹿角为饰物，其含义有：
1、最早头上戴角、身披兽皮是为了 *** 时 *** 野兽的需要；
2、氏族节庆日，参加舞蹈的人头上戴双角或有角假面；
3、阶级分化后，部落酋长、显贵才戴羊角，有表示权力与尊荣之意；
羊在甲骨文中约有四十余种字形，字形最明显的共同特征便是突出双角。
古人有“水之精为玉，土之精为羊”的说法，羊是各种艺术形式着力表现的对象。 *** 有陶塑的羊，安阳殷墟商代妇好墓、山西曲沃北赵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晋侯夫人墓出土有玉羊、东汉有百戏吉祥画像石、东晋瓷器中有羊首壶。清代喜欢用三羊组成工艺品，意寓“三羊（阳）开泰”。
《易》中称羊者有三卦：〈兑〉为羊、〈夬〉中九四有“牵羊悔亡”、〈归妹〉上六有“士刲羊，无血。”羊在易学家的研究中被借为“阳”的象征符号。夏历正月为泰卦，六十四卦中，“泰”属三阳，“正月泰卦，三阳生于下，冬去春来，阴消阳长，有吉亨之象”；此外，三阳在易卦中是初九、 *** 、九三爻，同属“阳”。故历来以“三阳开泰”为一年开头的吉祥语，有万物更新的象征意义。羊也是“和”文化的象征，古有“钟律和则玉羊见”的传说。因羊与阳在古音中同音可通假，加上羊形象可爱， *** 柔中有刚，故人们以“羊”作“阳”的代号与具象符号，民间的绘画作品中，也用羊来表现“三阳开泰”、九羊启泰的主题。
广州著名的五羊传说很美丽，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把五羊与五谷联系在一起，晋裴渊《广州记》“五羊衔谷萃于楚庭”，也许包含了一些今天无法穷究的古老文化密码。
有意思的是，羊在许多文化背景中都充当过特别角色，不同文化中，羊的象征意义有不同也有相似的地方。西方的传统中，山羊角是“太阳”，牛角是“月亮”，太阳说与中国古代“三羊（阳）开泰”演绎的羊与太阳的联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地中海文明中,头胎羔羊（或称为圣约翰的羔羊）,被视为春天胜利的象征。犹太教、 *** 教、 *** 教的各类场合中，小羔羊是祭献的牺牲，尤其是“神的羔羊”包括羔羊的血，有救世、驱邪的象征意义，原始的 *** 教教义甚至指 *** 为羔羊，约翰对 *** 就说过“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犹太教中用两只公山羊作“赎罪祭”，就是人们常说的“替罪羊”。
湖南出土的以四羊方尊为 *** 的着力表现羊的青铜器，一方面保留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又有替代羊作为牺牲献祭给神明的意思，同时还包含了对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期盼，也可能萌芽了后世关于羊的种种观念。对于当年羊尊的所有者来说，不是一件不能说话的器物，而是自己及其家国之希望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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